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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种动得论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阿q的这一句荒诞无稽之语，正透露出一种堂而皇之的心理：别人动得，我就应该动得。严顺开主演的电影里，这一句台词正是改成了“别人动得，我动不得”的反问。只要是没有写上你姓名，或者正如阿q所认为的，你要叫却不应的东西，那并不一定属于你；如今，你得了这“便宜”我也应该占这“便宜”否则便是不公。在阿q的见识和逻辑里，凡尼姑，定与和尚私通，可见和尚算得了好处了，这岂能亏了自己？谁说中国人谦让知礼？在自私者的眼睛里，总是盯着别人的口袋和双手并暗中较劲。
大家都在捡“便宜”就惟恐少了自己的那一份。当阿q在朦胧夜色里，看见赵太爷家的东西一件件被搬走，很是恼火和焦虑：为什么他们没来叫我？为何没有我的份？别人得利，自己就失意。
“便宜”如果是公家的，那手便更肆无忌惮了：你拿我拿，多么公平有序！雷峰塔就这样被庸众“奴才式的破坏”而拿倒；在心照不宣、争先恐后“拿大家”的意识里，就是这种阿q式的动得论在作怪。
阿q式的动得论还玄妙在：别人动得（和尚私通小尼姑）只是一种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在可图之利面前，为了追求道德舆论的宽容和自身心理的安稳，姑且承认此假设的合情合理；因为它的反证便是：我不动，别人也会动；我再不动，那就完全属于别人了！可怕的是，阿q式的动得论很容易上升成集体意识。这也是生活与历史中那么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那么多疯狂地在正义或革命的名义下抢占和瓜分，那么多的人在别人似乎占了大便宜后心理失衡的深层原因了。
还有另一种动得论，便是“我动得，别人就别想动得”它与第一种动得论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只是既得后的思想。别人占便宜，我也要占便宜；我占了便宜，别人便休想占便宜。春秋无义战，只有占便宜之战：要么是第一种动得论鼓动，要么为第二种动得论指使。所谓的逐鹿中原，鹿就是大便宜；所谓的定鼎天下，那是独占了便宜，不想别人再占便宜：定鼎就是镇压（只有“镇”方能“定”）。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就是这第二种心理。未得利益者，如阿q，还不配谈这高论的；既得利益者，却往往将此记在心里，挂在嘴边。阿q的动得论，是无赖；此动得论，便是霸道了。
第三种动得论就是“我动不得（或还未动得），谁也休想动得”在便宜得不到时，可能大家都要如此愤恨（怨自己）切齿（怼被人）。但做得到的，往往还是霸道者：他有权或力因而有独占的权利，更有将独占的想法付诸实践的实力。向使阿q先到一步革走尼姑庵的宣德炉，假洋鬼子之流肯定是不会服气了，要么抢走宣德炉，要么砸烂宣德炉，可能还要革革阿q的命——如果他有命可革的话。
以上三种动得论，可以窥见“丑陋的（中国）人”的嘴脸。
2阿q与韦小宝
阿q正传与鹿鼎记是两部很有意思的书。时间上，一为清之末造，一为清之初创。鹿中扬州十日的血痕犹在，满清正靠着武力巩固天下，韦小宝之流差不多还有些不服气地刚刚盘上辫子；阿中满清已经是摇摇欲坠，但是其影响却深入人心，阿q之流头上的辫子已经舍不得或是害怕剪掉了。阿q与韦小宝的婚姻观，都一样，就是老婆多多益善；只不过，阿q只能在梦里将未庄的女人想个遍，韦小宝则是货真价实娶到七个老婆（以后可能还要娶），是将阿q的梦变成了现实。
阿q是在内心世界无所不胜，韦小宝是在现实世界里无坚不摧。阿q凭借的是精神胜利法，韦小宝靠的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混世哲学：察言观色，人情练达。在畸形、残忍的世界里，保证自己活下去，这是两种不由自主的选择。
鲁迅刻画的阿q，是几千年的农耕生活方式影响下的农民或者失地无业农民之典型，七分无奈，三分无赖。冷硬荒寒的社会现实，畸形无情的文化传统，农民的老实善良早被挤扁成麻木愚昧，一点点狡黠却针对更弱小者。阿q是个最底层的弱者，处处碰壁，时时受欺，面对这个强大而黑暗的世界，手少缚鸡之力，口乏辩解之才。他惟有退回一隅，靠虚幻的胜利来维系仅存的自尊，让自己还能在外部世界中抛头露面。虽是灰头土脑，但嘴巴哈哈一笑，牙齿恨恨一咬，已经有了无限的满足和快乐。
韦小宝在杀机四伏的皇宫，在血雨腥风的江湖，稍有不慎，即会身首异处，甚至还要被撒上化骨药，尸体都荡然无寸。这境况真是人间炼狱，地上鬼城。应该说，韦小宝面临的世界（妓院，皇宫，江湖）更复杂，也更恐怖黑暗，更危机丛生。他比未庄的阿q（阿q面临的压迫更单纯）更难活下去。然而韦小宝却青云直上，这是为何？
韦小宝同样来自最底层，汉人血统（其母是汉人，其父不确），杂种身份，妓院出身：卑微而下贱。他首先的人生要义不过是活下去。韦小宝完全可采用精神胜利法（实际上他也无可避免地带有，如他与茅十八一起被海公公擒住，放入轿中抬走，韦小宝想：“他妈的，老子好久没坐轿子，今日孝顺儿子服侍老子坐轿，真是乖儿子，乖孙子！”），那他可能就只能成为平庸一奴，苟且一隶，或早进宫当一太监了。但韦小宝是于妓院中长大的。妓院，官吏可欺，绿林可混，也是世道人心可鄙。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妓院要智慧。其实这种智慧，我们的祖先早就拥有，而且代代相传。妓院不过是个特殊的继承者。韦小宝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必对这种生存智慧了然。在韦小宝的心眼里，皇宫如是，江湖如斯。他先被挤压成了一个混混少年，继而被炼成一个混世魔王，在官场、情场、江湖都能够如鱼得水，原因全在于他游刃有余地将妓院的生存法则——更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独特的厚黑之道——演练得炉火纯青。独特的环境造就独特的性格和才干。清初的扬州：繁华之地，富庶之乡，完全不同于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封闭而愚昧的未庄；妓院又为三教九流出入，韦小宝的见识当比阿q高许多。皇宫和江湖，更是险象环生的极致之境，这就使得韦小宝必定为了保全自己而将此智慧运用到极致之境。他的飞黄腾达，就是这种生存智慧淋漓尽致的胜利。
两本书里，都描写了一个革命与王权的对立状态。阿q正传里，革命党似乎是将阿q看不上眼的，甚至假洋鬼子这样的伪革命货色，也不准其革命；当时王权虽衰落如大厦将倾，其影响力却大而深，也是不需要这样的“无恒产者”的。可见阿q是在一个被革命和王权孤立的境地。鹿鼎记里也有革命派——天地会。这天地会据说还是辛亥革命同盟会的源呢。天地会和同盟会都将驱逐鞑虏作为要务。对于韦小宝这样一个底层者，天地会没有嫌弃他的七分无赖，三分天性。他们就是需要这种无赖去革康熙的命：正统的手段是于事无补的。站在康熙这面，权力未稳时，需要无赖；权力扩张时，需要无赖：正统的法则是无济于事的。革命派与王权者都看中了无赖的威力，甚至江湖人人对其称道，女子个个对其投怀。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法——底层百姓在夹缝中无奈的选择；鹿鼎记里是王权与革命选择无赖，无赖大行其道。
再看主人公对革命的态度，亦是不同。阿q是深恶痛绝（具有正统的卫道和排斥异端思想）又心向往之（可以改变自身命运），韦小宝对革命的态度要复杂理性得多：可以劫富济贫，但杀皇帝则不可：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做皇帝，他对百姓好，就是好皇帝。这种朴素的思想，我们仔细分析，就发现问题。有这种想法的韦小宝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要真杀了康熙，虽可改写历史，但更重要的是将改写自己，将自己改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精明的韦小宝是不会动手的。
从根本上说，这是作者创作心态与目的不同所致。鲁迅站在启蒙立场，批判国民劣根性和传统文化；金庸站在平民立场，对中国社会的一个透视和理清，展现世俗化的人的心理：对韦小宝，他要做的不是批判，而是反思和洞察。所以我们对阿q是同情而鄙薄，对亦正亦邪的韦小宝，我们则是理解甚至欣赏了。
3“大团圆”的结构
阿q正传最后一节，名“大团圆”是有结束全文并结果阿q性命的意思。另有照应开首，未庄风物舆论，毫无起色，可见革命之影响不大；阿q在精神胜利法里活，也在精神胜利法里死，更见悲哀。另有讽刺传统小说的皆大欢喜的结局模式：此处是皆大不喜——不独阿q虽然喊出二十年后怎样怎样的口号，却也感到惶惑与恐惧，终究没唱戏文，就是看客们也觉得白跑了一趟而怅然若失。不仅如此。此种封闭结构还以主人公的命运——从无到无——来写出精神胜利法的虚幻。阿q是无姓无名无家室无后代，活着其实也等于没活。最后被枪毙，可谓烟消云散，彻底地“无”了，我们只感到彻骨悲哀。
这里，我想说这种封闭结构，鹿鼎记和活着也运用得很巧妙。鹿鼎记里是以韦小宝的从无到有来表明混世哲学的胜利。韦小宝的奋斗史，是从穷途“末路”到“中兴”不衰。
他起初也是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暗示他下贱身份的妓女母亲），然而，后来的韦小宝有了爵位，有了金钱，有了七个老婆，成为一个拥有权力、金钱、美色的成功男子。
活着里的福贵，一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故。他的身边的亲人（父母，妻儿，女婿，外孙，战友等），一个个辛酸地失去了。我想，余华是用这种残酷的命运，来考验一个人活着的决心和勇气吧。
2007-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