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母亲的工厂姐妹团哭诉会

第131章母亲的工厂姐妹团哭诉会

快递中心项目稳定运行，应急基金完成制度升级，古民在大学内的“生态位”

网络初步成型。

然而，家庭的“基本盘”

并未随之立刻改善。

父亲依然在工地劳碌，腿伤手术费缺口仍是悬顶之剑。

母亲李梅（“运营Amy”

）的角色虽已稳固，但薪资增长有限，且整个外贸工厂的行业波动，始终是家庭收入的最大不确定性来源。

这个不确定性，在一个周末的傍晚，以一种更具体、更具冲击力的方式，穿透电话线，抵达了古民的耳边。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疲惫和压抑的焦虑，背景音是隐约的、不止一个女人的啜泣和激动的方言交谈声。

“民子，妈这边……几个以前车间要好的姐妹今天过来了，在家里说话。

厂里……可能要裁掉一整条生产线，我们部门也受影响，具体名单还没下来，但人心惶惶。

她们几个家里都难，有的男人也失业了，孩子正要上学……在我这儿哭呢，我也心里堵得慌，不知道跟你爸说啥，只能跟你说说。”

古民的心微微一沉。

他了解母亲所在的跨境电商部门虽独立于传统车间，但与工厂整体效益和供应链深度绑定。

如果工厂因成本上升、订单外流或经营不善而收缩，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使是“运营Amy”

这样的新增值角色，也未必绝对安全。

更重要的是，母亲口中的“姐妹团”

，是她在那个曾以为能安稳做到退休的工厂里，仅存的情感寄托和社交网络。

她们面临的困境，不仅会加剧母亲的心理负担，也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社会风险——大量中年、低技能、可替代性强的产业工人，在产业转型和外需波动的夹击下面临的生存危机。

“妈，您别急，让阿姨们先缓缓。

您打开免提，我跟阿姨们说几句，就几句。”

古民的声音保持着平稳。

他知道，此刻母亲需要的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情绪上的支撑和一种“有人可商量”

的确定性。

他也意识到，这通电话，可能是一个窗口，一个让他得以观察和理解家庭外围支持网络真实困境的窗口，甚至可能成为他将“系统思维”

和“生态位”

认知应用于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现实社会问题的“沙盘”

。

电话那头传来窸窣声，免提打开，背景音放大。

哭声、叹息声、夹杂着本地方言的抱怨声更清晰地传来：“……干了十几年，说不要就不要了，让我们去哪里找事做？”

“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

“去饭店洗碗都没人要我们这个年纪的……”

“各位阿姨，我是李梅的儿子古民。”

古民提高了些音量，语气温和但清晰，“我听我妈说了，厂里可能有变动，大家心里都慌，这很正常。

但现在光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咱们能不能先稍微冷静一下，我问几个问题，咱们一起把情况理一理，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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