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之节廿八 咸丰皇帝

陈家人对分析到的新皇帝罢黜穆彰阿的三点原因中，最担心的，就是这第三点。

新上年轻气盛，心中所知的却只有天朝义理，身旁劝谏的也都是些只知经学、旧体统的儒臣。

如今因为洋人跋扈，惹得新皇帝心生恼怒，但又完全不晓得彼此实力，自以为天朝强盛，视彼为番邦小国。

而穆彰阿、耆英，被视为朝中对外妥协的代表，又被传同洋人关系十分交好。

近来洋人又屡屡生事，新皇帝已渐失耐心，更偏意气用事。

此次斥处穆彰阿、耆英很可能就代表着要改变以往的对外政策。

今后朝廷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怕是要愈发强硬了。

这对陈家人来说，可绝对不是好消息，甚至还会祸及自身。

要说这洋人生事，似从广州入城的问题而来。

五口通商以来，各口情况大体可分成三类。

福州、厦门、宁波可归为一类，贸易规模不大，局势也属平稳。

其中仅有厦门一处，因闽茶贸易渐起，又兼走私十分活跃，也才略显兴盛些。

上海和广州则各成为一类，通商、开放的情况可以说呈现两个极端。

先说上海，自通商以来，贸易额与日俱增。

同时，洋人在上海租地、建屋、设厂、传教，虽有波折，但也还算平顺。

慢慢的，上海的华、洋双方，彼此相熟，日渐融合。

上海无论贸易，还是洋人涌入数量，均稳居五口之首，甚至超过其他四口之和，并且有越来越盛的趋势。

反观广州。

“鸦片战争”

以前，广州是大清唯一的通商口岸。

所有官准的华、洋贸易，全在此进行。

更有“十三行”

这个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战争之后，英人之所以占据香港，就是为了靠近广州，是对广州寄予了厚望。

谁料，广州的外贸额不升反降。

更因英国人欲依照条约租地、进城等事，与广州官、民冲突不断。

如此情形，其原因是在“鸦片战争”

之时，主战场长期位于广东，且战况相对激烈，粤民与英军间已结仇恨。

战后，洋人以胜利者自居，骄阳跋扈，常有当地百姓被其迫害。

粤地民风彪悍，战时既已结怨，再受到如此欺凌，便奋起抗争。

而广东的主政官员们，对洋人或采取拖延、不配合的政策，或者也持强硬的态度。

使得英国人始终无法实现在广州的诉求。

就这样，广州的问题一拖就是数年，而且没有能妥善解决的迹象。

见到如此情形，英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外交大臣亨利?巴麦尊，不断催促当时的香港总督兼在华全权代表塞缪尔?文翰爵士进行交涉。

文翰在广州屡屡受阻，无奈之下决定北上寻求办法，于这一年三、四月间，来到上海，找两江总督商议。

陈堂对此更是无奈。

他无法左右朝廷的对外政策，也干涉不了广东的事情，于是只能向朝廷转呈了文翰的照会。

京城的新皇帝很快就做出了回复，要陈堂打发英国代表回广州，继续交由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徐广缙来处理。

广州的问题再次回到死循环中，双方的矛盾不断的积累、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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