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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那孩子又撒谎了。这不是他说的那个一六六号，这不是‘乙乙’。威克鲁，你给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一六六号吧，要不然——喂！那孩子在哪儿？”
跑掉了，丝毫不假！不但跑了，我们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这可是个伤脑筋的情况。我骂自己太傻，没有把他拴在一个士兵身上，可是现在为这个而懊恼是没有用处的。到了这个地步，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当前的问题。不过归根结底，那个姑娘也许就是“乙乙”。我并不相信这个，可是把疑惑当成定论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就叫我那几个士兵留在一六六号对面的一个空房间里，吩咐他们一见有人走近那个姑娘的房间，就一律把他们抓起来，同时还叫他们把店主扣押在一起，严加看管，且待以后的命令，然后我就赶回要塞去看看那儿是否还平安无事。
不错，平安无事，而且还始终都没有问题。我通夜守着，没有睡觉，以防意外。可是毫无动静。后来看见天又亮了，我居然能够给部里打电报，报告星条国旗仍旧在特伦布尔要塞上空飘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心头解除了无限的压力。不过我当然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停止努力；因为当时的局势太严重了，疏忽是不行的。我把那些犯人一个个叫来，整个钟头地拷问他们，总想叫他们招供，可是毫无结果。他们光只咬牙切齿，直揪头发，什么也没有吐露出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到了那个失踪孩子的消息。有人在早上六点钟，大约在八英里以外看见他在路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西走。我马上派一个骑兵中尉和一个士兵去追他。他们在二十英里以外看见他了。他已经翻过了一道篱笆，疲乏地拖着脚步穿过一片烂泥的田野，向着一个村庄边上一座旧式的大房子走过去。他们骑着马穿过一片小树林，迂回过去，由相对的方向包抄那座房子；然后下了马，赶快溜到厨房里。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又溜进靠近的一间屋子里，那儿也没有人；由那间屋里通着前面起居室的门是开着的。他们正想要由这扇门里走过去，忽然听见一个很低的声音，那是有人去祷告。于是他们就恭恭敬敬地站住了，中尉把头伸进去，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在那间起坐室的一个角落里跪着。正在祷告的是那老头，刚刚祷告完毕的时候，威克鲁那孩子打开前门走进来了。那两个老人一同向他扑过去，紧紧地搂着他，叫他透不过气来。他们大声嚷道——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宝贝！多谢上帝。跑掉的又回来了！死了的又复活了！”
喂，先生，你猜是怎么回事！那个小鬼原来就是在那个农庄上生长的，本来是一辈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五英里路远，后来才在两个星期以前闲荡到我那地方去，编了那个伤心的故事把我哄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个老头是他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退休了的老牧师；那个老太婆是他的母亲。
现在让我来对这个孩子和他的举动略加说明吧。原来他是爱看廉价小说和那些专登情节离奇的故事的刊物，看得入了迷的——所以莫名其妙的神秘事件和天花乱坠的侠义行为正合他的胃口。后来他又看到报纸上报道叛军的间谍到我们这边来潜伏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那可怕的企图和两三次轰动一时的成功，结果他的脑子里就把这个问题想入非非了。他曾经有几个月和一个非常健谈和富于幻想的北方青年经常混在一起，那个青年在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上游二三百英里的各地之间航行的几只邮船上当过两年事务员——因此他谈起那一带地方的地名和其他情形都显得很熟悉。我在战前曾经在那一带地方住过两三个月，我对那儿所知道得很有限，所以容易被那孩子哄住，要是一个土生的路易斯安那人，那也许不等他说到十五分钟，就可以发现他露出马脚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情愿死也不肯解释他那几个阴谋的暗号吗？那就是因为他无法解释——那些记号根本没有意义，他是由想象中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先事后都没有考虑过；所以突然问起他来，他就想不出什么说法来解释。譬如他对那封“暗墨水写的信”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也说不出来，充分的理由就是那里面根本没有隐藏任何秘密；那封信不过是空白的纸张罢了。他根本没有搁什么东西到大炮里面，而且从来没有打算过这么做——因为他那些信都是写给一些想象中的人物的，他每次藏一封信到那个马棚里，老是把前一天放在那儿的一封拿走；所以他对那根带结的小绳子并不知道，因为我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是我一让他说明来历，他马上就照他那异想天开的派头，承认那是他放的，而且因此收到了一些很妙的戏剧性的效果。他捏造了一个“盖罗德”先生，还有什么证券街十五号，当时已经根本不存在了——三个月以前就拆掉了。他还捏造了那位“上校”，我所逮捕的并且和他对质过的那些无辜受累的人，让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来历，也都是他捏造的；“乙乙”也是他捏造的；一六六号也可以说是他捏造的，因为在我们到大鹰旅社去之前，他根本还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一个房间。凡是需要捏造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都随时捏造得出来。我要他说出“外面的”间谍，他马上就把他在旅馆里见过的一些陌生人形容一番，其实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过是他偶尔听到过的。啊，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天里，他一直在一个有声有色的、神秘的、浪漫的境界里过日子，我觉得这个境界对他说来是真实的，而且他想必是一直从他的心坎里欣赏着它的滋味。
可是他给我们找了不少的麻烦，而且使我们受到了说不完的耻辱。你看，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抓了一二十个人，把他们在要塞里关起来，还在他们门口安了哨兵。被捕的人有许多都是军人之类，我对他们是无须道歉的；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第一流公民，无论你说多少赔罪的话，也不足以使他们满意。他们简直就大发脾气，给我们闹个没完！那两个妇女呢——一个是俄亥俄一位议员的太太，另一个是西部一位主教的妹妹——嘿，她们尽量对我说的那许多侮辱和挖苦的话，和她们所流的那些冒火的眼泪，成了一份纪念品，大概可以使我很久都记得她们，——而且我是会记得的。那位戴护目镜的瘸腿老先生是费城的一个大学校长，他是来参加他侄子的丧礼的。他原先当然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威克鲁的。嘿，他不但错过了丧礼，被我们当作叛军间谍关起来，而且威克鲁还站在我的营房里无情地把他说成加尔维斯敦名声最臭的一个流氓窝来的伪造犯、黑人贩子、偷马贼、放火犯，这种侮辱，这位倒霉的老先生似乎是根本不能忘怀的。
还有军政部呀！可是，真晦气，这一段我就不去谈它了吧！
附注——我把这篇故事的稿子拿给少校看，他说：“你对军队里的事情不大熟悉，这使你弄出了一些小小的错误。不过连这些地方也还是写得有声有色——随它去吧，军队里的人看了会笑，别人可看不出毛病来。你把这个故事的主要事实都说对了，叙述得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致相符。”——马克·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