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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还有一张欠条。”周枫说这个话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红，黎世杰看得出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出口的。
“当然。”黎世杰说，他找出那张欠条，递给周枫。
周枫舒了口气，接过来，仔细看了看，然后小心地放好，说：“谢谢。”
“什么时候来上海的？”黎世杰问。
“才来没几天。”周枫说，她斟酌了一会，问：“我听房东说现在你在侦缉队做事？”
“是的。”黎世杰不动声色地说，“混口饭吃。”
“混饭吃，也有很多法子。”周枫低声说。
“可不适合我。”黎世杰打断她，说。
“可这一行没前途，而且——”
“而且什么？”
“很危险。”
“做你们这一行不危险？”黎世杰嘲讽地说。
“这不一样。”周枫不由提高了声音。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黎世杰很快地说。
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激怒了周枫，她用颤抖的声音高声说：“你这是，这是卖国，你知道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吗。”
黎世杰冷笑道：“什么后果？被你们打死？上海几万人在为日本人做事，你们准备把他们全部打死？”
争论这个问题是无聊的，也是无解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周枫首先放弃了，她不善于争论，也不愿意使有恩于她的黎世杰过分难堪。
“我本来——”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把话说完。
黎世杰明白她的意思，她本来是可以为他找到一份差事的，或者用对方的话说，她本来是准备发展他的，至少是把他列为一个值得发展的对象的。
对于这一点，黎世杰确实考虑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顺利地打入对方内部，当然，事情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还要经历很多必要的考验，不能排除他们知道自己的过去，但这本来就是个高风险的职业，要想干就得冒风险。
不过现在黎世杰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他认为在侦缉队也是有价值的。现在两国交战，如果能借此机会接近日本人，甚至能打入日本人内部，对于组织来说也许更现实，更有用。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尽管他也明白他的计划很可能是空中楼阁，但他来到上海本来就是对付日本人的，这才是他的正业，而对付周枫这些人，原本就不在他目前的工作范围之内。
但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想法，他在上海漂泊了一年，对于这种漂泊已经厌倦了，他很想找一个能暂时安身的稳定的差事，能结束自己这种居无定所、担惊受怕的生活。侦缉队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他很适应这种生活。现在时局不稳，世事艰难，他不愿意单独一人面对这个世界，需要找一个组织，找一群人来一起面对。侦缉队固然在为日本人做事，但这里面大部分人也都是普通人，很多人也是迫于生计才下水的，更何况，假如这件事情必须有人来做，那么，由自己做不是比别人做更好吗？更何况自己还身负使命，有足够的理由加入侦缉队。这些想法在黎世杰的脑海里是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存在的，他自己并不清楚那种想法更接近自己真实的思维。
周枫站起来，低声对黎世杰说：“黎先生，我们很感激你为我们做的一切，特别是我，我很感激你，我不会忘记的，真的。”说着她抬起头，看着黎世杰，说：“你做事，必定有你的理由，我只希望你——好自为之。”她斟酌着说出了最后四个字，说完她感觉有些后悔。
黎世杰说：“我会的，你也一样。”
周枫走了，黎世杰觉得有些遗憾，他可能错过了一个机会，为了这个机会他不惜替她杀了两个人，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打开布包，一堆明晃晃的大洋哗地摊在桌子上，他嘴边露出一丝笑容。
赵子清偶然发现黎世杰会开车，不免对他又高看了一眼。黎世杰原本也可以一直装作什么都不懂，但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于是在一次司机不在场又需要挪车的时候他适时地显示出自己不但会开车，而且并不比专职司机差。黎世杰本来准备好了一篇说辞来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开车这件事，不过赵子清没多问，甚至压根就没问。说来也不奇怪，在法租界做过的人会开车实在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没多久队里专职开车的人跑到租界去了，于是赵子清就指定他开车。这样一来，黎世杰出勤的日子多了起来，在队里的地位也日渐重要，虽然薪水没涨，但有时候跟着赵子清跑跑他私人的生意，也能得点外快。和外面的人混熟了，也就有人来巴结他，时不时塞点红包。对于这些事，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让赵子清在第一时间知道，以赵子清的意思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赵子清不吭气的，他就理所当然地收下，假如赵子清说：“这个人嘛——。”或者说：“钱嘛——。”但凡是这样开头的，不论后面跟上些什么话，黎世杰是断然要把钱退回去的。
战事逐渐远去，在度过了一年多情绪高涨精神紧张的生活后，上海人逐渐松弛下来。这是个商埠，做生意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战争也好政治也罢，对于上海来说无非都是过客，都会过去的。租界的百货公司每天挤满了人，银行咖啡馆电影院的生意都比战前好了很多，歌舞厅也恢复了战前的宏大规模，报纸的发行量也增加了，上海并未因战火而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衰落、萧条，相反，甚至连真正的巴黎也都比不过这里的繁华。华界虽然未如租界那么热闹，也始终比不上战前，但做生意的也终于活跃起来。原本逃到乡下的人们又回来了，曾经无人问津的当铺、杂货铺、衣帽店从新开张，甚至鸦片的生意也恢复了。
赵子清是个精明的人，黎世杰觉得他作为一个商人的素质远远超过他作为一个侦探。他不但做药品、食物之类的紧俏物质的生意，还在某个当铺有股份，随着局面的平静和市场的繁荣，黎世杰发现他还和租界里的鸦片贩子有来往，有几次甚至可疑地涉足军火交易。他在这些行当里如鱼得水，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很多时候他直接叫黎世杰去租界里拉货，然后又到很远的郊区出货。他和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巡捕、郊区可疑的农民都很熟络，往来无碍。惟独一次，在往浦东送药品的路上意外地被日本人查获，因为把药品往郊区送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尽管查明了他们的身份也获得了合理的解释，日本人依旧不肯罢休，坚持把他们带到宪兵队，最终他们在宪兵队待了两天。货自然是被没收的，因为日本人的路子难摆平，他们太较真——市府的一个帮忙疏通的人说——所以还得从职位更高的中国人那儿走路子，曲线救国嘛。经过反复交涉，最后大约日本人也知道了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把这个案子交由中国人办了。赵子清为此前后花了两千多大洋，黎世杰都觉得心痛。
赵子清对此倒无所谓，做生意嘛，总是有亏有赚的，他甚至连该给黎世杰的钱都没扣下，不但照给，因为黎世杰陪他在宪兵队待了两天，还多加了两成。倒是黎世杰觉得过意不去，坚持不要。赵子清说：“你拿着，你出工拿工钱，天经地义，是亏是赚和你又没有关系，两码事，你拿不拿，别他妈给我装蒜——这就对了嘛。”
黎世杰拿这些钱并没有特别的不安，因为他的身份本来就不代表秩序和正义。他只是尽量小心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是非，不使自己成为知情太多的人，除非赵子清主动说，他从不过问任何生意上的事情。至于侦缉队本身的工作，其实并不重要，仅仅是个领薪水的理由，没有人认真地做事，那些隔三差五从不间断地横在街头的尸体随时提醒着大家这份工作的危险。